翻译官：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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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翻译官的发展史，纪念这些前辈，了解极少为人关注的历史侧面。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在涉外场合上从容奔波，却很少能站到聚光灯的下面；他们精通外语，凭借过硬的语言素质为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牵线搭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有时甚至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但在史书工笔中却很少被记载，甚至连姓名出身都鲜为人知。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翻译官。
“翻译官”这个职业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堂邑父陪张骞出使西域，到近代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一代又一代翻译官为中国的民族交流和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翻译官的发展史，来纪念这些前辈，也来了解这个极少为人关注的历史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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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寄象狄译”到明清教士：
中国古代的翻译官
中国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语言》一书中考证指出，古代中国一共有过129种不互通的语言，因此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翻译官”早早地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历朝历代不可或缺的一个官职。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典籍中已经出现了有关翻译官的记载。《礼记·王制》中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的记述，是说懂得东方语言的翻译官称为“寄”，懂得南方语言的称为“象”，懂得西方语言的称为“狄鞮”，懂得北方语言的称为“译”。“寄象狄译”四种人才构成了商朝的翻译官体系，共同负责商朝的对外交流活动。
到了汉朝，汉武帝时期，朝廷专门设立了“大鸿胪”机构，为“九卿”之一，大鸿胪下设“译官令”和“九译令”，负责诸侯、藩属与对外联络事务，其职责与翻译官大致相同。此外，汉朝还出现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翻译官——陪同张骞出访西域的堂邑父。
图1，莫高窟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堂邑父又名甘父，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堂邑父故胡人，善射。”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堂邑父作为张骞的翻译和向导出使西域，“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由此可见，堂邑父虽是胡人，却汉朝忠心耿耿，陪同张骞在西域度过了十三年艰难的时光，在百余名使者中只有他最后陪张骞回到大汉。
虽然我国早就有了关于翻译官的记载，但像堂邑父这样有幸被载入史书的译官却屈指可数。唐朝时朝廷沿用“鸿胪寺”机构作为管理少数民族并掌管翻译的机构，翻译官称作“译语”，由二十人构成，但史书中缺乏相关记载，反倒是一些民间人士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又以佛教人士居多，例如东渡扶桑（日本）的鉴真和尚，西天取经的玄奘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取经的玄奘法师虽然在归国后广受礼遇，但在出国时却是以“非法偷渡”的方式出去的。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藩。”玄奘出关时并未获得玉牒，因此是凭着取经的信念偷跑出去的。幸亏他遇上的是求贤若渴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归国后才没被追究“偷渡”的事。玄奘回国后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2，玄奘法师画像
到了宋朝，由于常年与辽国和西夏打交道，翻译官就显得更为重要。宋时沿用鸿胪寺机构，下设礼宾院，掌管朝廷与吐蕃、党项等民族的朝贡款待及互市翻译等事，礼宾院的翻译官叫做“通事”。宋代的翻译官地位也有了明显提升，宋初的刘重进因通晓契丹语而不断加官进爵，最后被封为燕国公；南宋译官王抃因为语言能力出众、多次出使金国而受到宋孝宗信任，一直做到五品枢密院都承旨，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到了明清时期，翻译官中出现不少“洋面孔“。许多欧洲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朝廷中任职，成为兼职翻译官，例如顺治时的传教士汤若望、康熙时的传教士马国贤等人。除了帮助朝廷翻译外国文献外，这些“翻译官”还曾将皇帝遗诏等重要文件翻译成外文在欧洲出版，如今这些文件都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辅助资料。
图3，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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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
与现代翻译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洋务”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公务之一，对翻译官的需求也就空前上涨。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和洋务人才。由于清政府贫弱，与外国签订条约都要以外文为准，恭亲王在《奏请创设同文馆说》中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由此可见同文馆的设立有极强的现学现用的目的。
图4，京师同文馆旧址
尽管同文馆的设立事出被动，但总算是开启了中国培养现代翻译官的先河。从1862年第一批十名学生入学开始，到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在40年间培养了数百名翻译人才和外事人才。从1868开始，同文馆学生开始在清朝使臣出访国外时担任随行通事翻译；1876年，清政府在各国建立公使馆，各馆成员中均有同文馆的毕业生，如驻英国公使馆的德明、凤仪，驻法国公使馆的联芳、联兴等。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作为公使出使英法，亦是带同文馆学生同行。在《曾纪泽日记》中，曾纪泽记载了临行前与慈禧太后的一段对话：
问：“他们都好否？”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清政府官员办理洋务的思路，也能看到同文馆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近代中国最早的翻译家及洋务学者张德彝也是同文馆出身。张德彝的《航海奇述》《再述记》等著作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社会的书籍，“巴黎”“白宫”等许多外文词汇亦是首先由张德彝翻译成中文。
到了民国，由于教育界非常注重外语的学习，所以不再需要专门学校来培养翻译官。民国时期的翻译官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但其中最知名的还要属西南联大学生出身的翻译官团队。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援华飞虎队、缅甸远征军的成立，军队中需要大量外文翻译，伴随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许多联大学生选择投笔从戎，大多数人被分派担任随军翻译，其中包括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穆旦等人。
图5，西南联大欢送学生参军
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翻译官队伍也逐渐建立起来。1941年，位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俄文大队，在年底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由徐向前领导，逐渐发展成为翻译官专门学校。1944年，俄文科与新成立的英文科独立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并于1949年北平解放后进驻北京，成为北京外国语学校。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翻译人才与外事人才。1949年10月1日，北京外国语学校师生一千余人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时高喊“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万岁！”可见这所学校的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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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翻译官
新中国成立后，除北京外国语学校外，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又于1955年成立了外交学院，这两所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多数翻译人才。而在新中国的翻译官里，最著名的两位大概要数唐闻生和冀朝铸。如果说以前的翻译官是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提供服务，那么这两位翻译官可以说是亲身参与了改变历史的进程。
图6，唐闻生（左2）与毛主席
唐闻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英文翻译。作为彼时“出镜率”最高的翻译官之一，唐闻生不仅深受毛主席信任，也受到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格外注意。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基辛格便称赞南希·唐（唐闻生的英文名）学识渊博，精明强干，甚至开玩笑说：“南希·唐的水平可以去竞选美国总统。”
而另一位翻译官冀朝铸的影响力也不弱于唐闻生。冀朝铸毕业于哈佛大学，于1950年回到新中国参加外交事业，后来长期担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英文翻译，曾出现在许多历史重大场合中，《纽约时报》评价他说“虽不参与具体决策，但有效推动了外交进程”。从朝鲜战争中的板门店谈判，到1979年邓小平访美，几乎所有外交大事中都有冀朝铸的身影。1979年，冀朝铸作为随行翻译陪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观看马术表演，正是冀朝铸灵机一动，为邓小平戴上一顶白色牛仔帽，使后者的访美行程中留下了一张极具感染力的影像。这张照片传遍了欧美，让西方人看到一个随和、亲民的中国领导人形象。作为一名翻译官，冀朝铸这点“小聪明”大概是比语言翻译更重要、也更难得的贡献。
图7，访美期间冀朝铸为邓小平戴牛仔帽
参考资料：
[1]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官”》圆望角
[2]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和特点》李烨
[3] 《新中国翻译人才的现状与培养》潘天翠
[4] 《唐闻生自述》唐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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